早在中学时，王义遒就接受了红色启蒙教育，逐渐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方向。他亲眼见证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物价疯涨下民生的凋敝，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了。

  他开始主动接受中国的教育。他喜欢看《观察》《新中华》等进步刊物，也偷偷从同学那里借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史纲》等著作来读。他还办壁报、写文章，主动宣传一些革命进步观点。

  王义遒回忆，有一次，他到部队里去送信，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墙上挂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标语，他还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觉得特别高兴，没想到、那么亲民，所有的人一块吃大锅饭，有说有笑。

  1951年，王义遒高中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学习的时候，王义遒是他们年级第一个入党的。上大学之前，王义遒在老家几乎没见过建设新房，只看到过把老房子拆了，变卖砖瓦木材。可是当解放后，他在上大学途中的火车上，看到沿途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祖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和过去衰败、萧条的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王义遒迸发出满腔热情，在各种讨论学习中，他经常发自肺腑畅谈自己的所见所闻，积极宣传，激励大家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奋斗。同时他积极学习革命文献，逐渐树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

  1957年，他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波谱学。留学期间，令王义遒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次苏联科学界对科学体制的讨论，涉及“老科学家怎么样保持科学青春”这样的一个问题，讨论结果是搞科研必须与教育相结合，科学院要与高校联合，

  “老年人只有不断跟青年人交流，才能防止学术思想老化。青年人虽然对科研懂的不如前辈，但是他们会提出新问题，促使老科学家一直更新思想。”

  1961年，王义遒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回到北大无线电系波谱学教研室。那时候，他在苏联学的是核磁共振，用无线电方法研究物质结构，回来以后很想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无线电系系主任汪永铨劝王义遒为国家重大科研领域做贡献。为此，他劝说王义遒从事原子钟的研究。

  一开始，王义遒等人准备研究铷原子钟，但是他们发现，铷原子钟的研究需要同位素的原材料，但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贸易限制下，这些原材料很难获得。由于铯和铷在物理性能上很相似，他们想铯或许能代替铷，于是决定研究铯原子钟，1963年下半年，他们确定了光抽运铯汽泡频标方案。

  1965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

  ，翌年二月经国家科委审查批准参加“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在北京、重庆等地展览四个月。

  1969年，无线电系搬迁到陕西汉中办北大分校。1972年，当时负责科研的四机部希望可以批量生产符合社会多方面需要的原子钟，所以要求王义遒继续研制原子钟。王义遒在全国各地做了调研，决定先研制能规模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

  这项高科技成果在我国几项重要科研试验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到1978年生产了将近200台，并在1978年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

  他在专心科研的同时，也先后讲授了“核磁共振”、“光的受激发射”、“量子电子学基础”、“波谱学基础”等课程。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王义遒编著了《量子频标原理》。退休后，又编写了《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等教材，并翻译了《原子与辐射的电磁相互作用》等国外优秀教材。

  在高速信息时代，时间的精密同步和测量起着关键作用。时间信号虽可通过电波传递而利用国外先进的时号，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一定要建立自主的时间系统，发展自己的原子钟。

  2019年，他获得由中国宇航学会计量与测试专业委员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中国天文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授时与时间专业委员会联合推荐的

  1985年2月，王义遒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1986年1月，王义遒又担任北大教务长，走上了高校管理岗位，此后又历任北大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在教务长任期内，为了推动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他和高教所的所长汪永铨创办了内部刊物《高等教育论坛》，就是现在的核心期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前身。他还积极鼓励北京大学各职能部门的同志也做一些相关研究，提升服务水平：

  既然要你出来做教育管理工作了，你就要把它作为专业，钻进去做些研究，这样事情才能办得好。

  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期间，王义遒为北京大学的发展殚精竭虑。1988年，他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科教育改革十六字方针——

  这一方针长期成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这是王义遒等人考虑了很久，做了大量的调查后提出来的。他调查了许多北大的学生毕业后都做什么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有什么优缺点。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没有必要那么狭窄地专门化地进行培养，而应把基础打好。

  结合教学与管理，他经常思索，先后发表了《关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意见》《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追求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大学教育和管理的国际趋势》等文章，在全国高教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他还写下了不少简短散文和杂感，集腋成裘，就有了《谈学论教集》《文化素养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二集、《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教育培训》和《大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等著作以及颇受欢迎的杂文集《湖边琐语》。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阅读了王义遒的文章后赞叹：“这些文章不仅文笔诙谐流畅，而且寓意深刻，深含哲理……虽数百字的小品，但都包涵着大道理。”

  “我国科学技术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搞了新工科，这就为了迎接解决最紧急、最急迫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卡脖子’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该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要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科技重大突破的生力军，这是对我们很高的要求。

  从基础性理论研究，走上为国家服务的原子钟研究，王义遒对理工科“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有深刻见解。他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基础引领应用，基础是应用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而应用促进基础，应用为基础出题，做基础的推进与支撑。

  王义遒认为，科研工作一定要“顶天立地”，就是理论结合实践。哪怕是基础研究，既要瞄准学科前沿，也得瞄准国家的实际导向，这样才可以真正有用，否则的话就是纸上谈兵。

  目前来看，任务导向型的应该做到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的祖国还有很多被“卡脖子”的领域：

  所以理论联系实际这条，我们北大无论如何要坚守，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原来的基础学科发展好，同时一定还要跟现实能够紧密结合。

  年少之时他接受红色启蒙，树立了为党和人民、为新中国建设奉献一生的信仰；在科研探索中，他以“国之所需，我之所愿”为导向，为国家的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在管理岗位上，他用科研精神钻研高校管理，成为知名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教育家。

  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可以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王义遒，1932年9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4年留校任教。1957年留学苏联，196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获副博士学位。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曾任国家教委（后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波谱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无线电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高教学会理科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2002年退休。王义遒多年从事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研究，是量子频标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曾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993年饶毓泰物理学奖、2019年全国时间频率领域终身成就奖。

  为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与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信仰的力量——北京大学老同志庆祝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系列专题片》于3月8日在北京大学电视台“博雅银龄”专栏开播，每周一集，并在各主要视频平台同步上线位老同志。通过老同志讲述个人成长故事、介绍为人治学经验、分享人生感悟心得，记录了北大老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奋斗的历程，展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感情，和爱国爱校、敬业奉献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