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是机械系,钟琼华注定有着更为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带领苏试向前的动力,则或许和年少时攻克复杂的科研项目一样,享受不断解决难题获得成功的乐趣。
在“不打领带”的场合,钟琼华穿着盘扣唐装,围着一条格子围巾,下身是西裤、黑皮鞋,靠在沙发上,面对《价值线》记者,点上香烟,略带着些许浙江乡音随意地说,“你想问什么,我就说什么。”
1998年,钟琼华在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试”)改制时被推进“海”里,带领着几百号人集体“再就业”。2013年,在他“掌舵”下的苏试,试验环境可靠性试验服务收入达到5982万元,毛利率在70%以上。
钟琼华历数苏试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他从未想过放弃。他说:“在苏试遇到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我还坚持着,因为我身上肩负着使命。”
上市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5年1月22日,这个中国最资深的力学环境实验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苏试终于完成了它的“成人礼”,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随之,还带来个人财富的迅速增加,不过,钟琼华最关心的并不在于此。萦绕在他心头的是,苏试将如何成就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7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整个中国非常穷困。钟琼华大学毕业,苏州试验仪器总厂给他抛来了橄榄枝。去了苏试生产一线没多久,钟琼华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
出生于浙江萧山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钟琼华,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优等生,高考恢复后,他以每科8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浙江大学精密机械专业录取。
对于为何选择精密机械专业,钟琼华是这样概括的:“一种原因是父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志向。在中学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海鹰》,塑造的是一个造船工程师的形象,描述他殚精竭虑为国家制造鱼雷快艇的故事。做工程师的梦想,从当时开始了。”某一些程度上,这也许是钟琼华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6年4月,钟琼华到了设计科,第一个课题组的项目,是和“西军电”合作,研制数字化绘图仪。钟琼华改进了原设计的具体方案,他初露锋芒。
1987年,在顺应改革的时代浪潮中,苏试厂也搞起了事业部制,成立了电动台部、机械台部、液压台部。钟琼华被调到机械台部搞产品设计,和陈贤标(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携手,负责CP-100冲击碰撞试验台的设计。从总体方案到零件设计再到生产试制,钟琼华花了一年多时间,把产品推向了市场。苏试厂给钟琼华记了一等功。
是的,这一切都按照钟琼华设定好的人生轨道继续行走。1990年,钟琼华代表苏试厂和上海航天局合作,研制一比一的模拟运输试验台。在设计过程中,他发现航天局制定的标准有缺陷。1993年新标准中,航天局采用了他设计中的正确参数。事后,航天局发了两百元奖金给钟琼华,由于这是航天部的科研项目,标准上不方便有他的名字。即使如此,他也高兴了很久。
钟琼华拥有一个工科生的执着,1993年,苏试汽车检测线新品开发落后于市场,他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彻夜奋战,研制出QJ-10B型线汽车检测线,并在当年年底投放到市场。
1996年,在国企改制大潮中,许许多多习惯于传统大锅饭体制的大小国企,如苏试一般被毫不留情地推向市场。
钟琼华是在苏试被一家厂托管后,成为苏试副厂长,主管技术,并作为后备领导干部培养,被派到了江苏省机械党校深造。
此时,新厂长也走马上任。新厂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立即召开了厂务会,给每个副厂长布置了一项任务,用两周时间写一篇关于苏试厂情的调查报告。钟琼华在报告中写道:“苏试厂是靠技术吃饭的企业,苏试厂现在致命顽疾,是技术人员没有积极性,对技术不尊重。”
而分析起原因,钟琼华觉得:“从反右开始延续至今,对知识分子都不够尊重,这是受大气候影响造成的。新产品投入不足,技术开发乏力,技术人员待遇太低,还有管理薄弱、人心涣散、弊端种种,积重难返。世界上所有生产振动台的企业,都是小企业,苏试厂的规模与市场定位却不相适应,振动台是个好产品,但9百多人靠它吃饭,显然不堪重负,它不足以支撑这么大规模的企业。”
这也是当时国有企业的通病。1997年4月,厂长减员增效。钟琼华制定方案:工厂900多名员工,只保留200人,其他人员大量分流,自找饭吃。但在真实的操作中,他们又不得不妥协,最后只分流了300多人。分流不彻底,钟琼华又开始动员全厂为全年900万产值而奋斗,可收效甚微,最终失败告终。
钟琼华被苦恼情绪包围着,直到10月9日,盐城的一家公司,表示愿意和苏试汽车检测设备分厂合作,或整厂购买,或合资。不幸的是,钟琼华刚燃起的希望却因对方给价太低迅速破灭。那段日子,钟琼华经常和厂长面对面坐着,默默无语。工资也发不出。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对国有公司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公司进行改制。年底,钟琼华拿出了苏试厂改制方案——引进非公有制企业机制。
1998年1月2日上午,钟琼华被“请”进了上级主管部门创元集团(原苏州市机械工业局)书记办公室,临危受命。6月13日,苏试召开了股东大会,正式公开宣布改制,组建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就这样,在振动台冲锋陷阵12年后,钟琼华走上了苏试厂董事长、厂长、党委书记的岗位。
钟琼华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欠职工集资款107万,欠银行400万,欠客户300多万。汽车检测线多万元应收款,但只收到了十几万。
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推到了“海”里,该怎么办?钟琼华的答案是,只有迅速学会游泳,才能“弄潮”。
“机会来了,想证明下自己的能力,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等真的被推上前台,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压力之沉重。”钟琼华熄了烟、抿了口茶,娓娓道来。
接手后的苏试走得并不顺。除了陈规陋习带来的内部麻烦之外,更有市场对苏试的考验。
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两级格局瓦解、和平成为主流,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投资锐减,对于苏试这样的配套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之后,钟琼华更是整宿整宿的失眠,感觉快要崩溃了。
1998年,国家加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对军事工业加大科研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为现代化武器装备研发提供基础手段的需求增加,钟琼华因祸得福。
另一方面,汽车工业快速地发展也给了苏试很多机会。钟琼华对《价值线》记者做科普:“振动试验还牵扯到电子、汽车、通信等新兴起的产业,所有的电子科技类产品都涉及到这方面的试验要求。我们行业的学名叫产品环境工程,涉及到物理学中的时空概念,物体不可能孤立存在。人生活在环境中,机电产品也同样生活在环境中,环境必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研发飞机的过程中,要在地面做一系列模拟试验,所有零部件必须有抗震设计,这样一来,振动台的需求就上去了。振动试验是可靠性试验。”
1999年,苏试脱离了险境。钟琼华花了2000元“巨资”买了一台仪器,开发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开关式功率放大器,为苏试生产大台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前的振动台采用的是线性功率放大器,效率只有50%,而放大器的效率能达到90%以上,并且稳定、可靠。2000年,苏试开始盈利。当年,苏州市委书记问钟琼华:苏试厂怎么分红?他回答:利润的百分之十几用于分红,其余的留下用于发展。
“在中国,振动台开始都是为军工服务的,市场范围狭小,2011年才达到3至4亿的市场销售量,国内企业销量占了半壁江山。中低端自给自足,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和世界领先水平比,还有十几年的差距,技术开发能力相对薄弱。” 吃不饱、饿不死,显然不是钟琼华对自己的期待。
“我希望苏试能做到行业第一,像联想那样‘产业报国’,但我没有公开表达过,我是那种先做后说的人。”读的是机械系,钟琼华注定有着更为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带领苏试向前的动力,则或许和年少时攻克复杂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一样,享受不断解决难题获得成功的乐趣。
钟琼华岳父的一个朋友,在钟琼华来问他借股金的时候说:“我相信你的能力、品行,钱我借给你,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何需要去救苏试厂呢?难道不可以自立门户开创另一片新天地吗?”
“当时我答应了厂长的啊。”钟琼华笑了笑,轻描淡写的对《价值线》记者说。答案,多年未变。
改制时,苏试的很多技术骨干都走了,钟琼华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动员员工“回头”入股。副厂长陈晨1982年2月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毕业后来到苏试,任技术副厂长,在改制时毫不犹豫的离开。后来,钟琼华成功把她动员了回来。
在钟琼华掌舵的10多年,苏试被重新注入一种文化,他让实验设备这个“冰冷”的行业开始焕发热情。为了让新员工有参与感,苏试规定:老员工退休后股份不能带走,由企业买下来,转卖给新来的优秀员工。
哪怕是在最缺钱的1999年,有一个退休职工家中发生意外火灾,钟琼华也带头捐款,还以苏试名义另外募集了6000多块钱。
“钟厂长待人友善、诚实、亲和力强,做事比较本分、踏实,说话算话,办事可靠。”这是苏试员工们对他的评价。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即便是犯严重的错,钟琼华也从未让员工难堪。
钟琼华并不避谈自己的女儿。女儿目前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已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了,这是钟琼华所期望的吗?“我女儿放弃了很多更好的机会,但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要根据孩子自己的个性状况来谋求发展。”(《价值线》记者 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