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知名专家；曾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等职；2023年9月获由中宣部、教育部颁发的“2023 最美教师”奖。

  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1932年，王义遒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黄山村。早在中学时，他就接受了红色启蒙教育，逐渐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

  因为亲眼见证了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物价疯涨下民生的凋敝，王义遒对国民政府失望至极，于是就开始主动接受党的教育。他喜欢看《观察》《新中华》等进步刊物，也从同学那里借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史纲》等著作来读。他还办壁报、写文章，主动宣传一些革命进步观点。

  1951年，王义遒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去清华大学报到的火车上，他看到沿途的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祖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再联想到解放前在老家只看到人们拆掉老房子，变卖砖瓦木材，基本上没有人建得起新房。眼前的繁荣景象和过去衰败、萧条的面貌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觉得国家有救了，人民会幸福了。”王义遒说。因此，进入清华物理系学习后，王义遒积极要求进步，入学不满一年就成为年级第一个入党的学生。

  大学期间，王义遒胸怀“国之所需，我之所愿”的信念，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专业相关知识和革命文献的学习当中，经常参与各种讨论学习，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激励同学们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奋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的马列主义信仰也变得愈加清晰和坚定。

  195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王义遒随之来到北大物理系，开始了他与燕园的缘分。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留校，从事光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1957年，王义遒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习波谱学。四年后，王义遒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再次回到北大无线电系波谱学教研室，准备以无线电技术继续开展物质结构研究工作。这时候，无线电系系主任汪永铨找到了王义遒，告诉他北大无线电系要承担重大国防课题，希望他为国防事业作贡献，开展原子钟研究工作。

  经过了解，王义遒意识到，在精确打击时代，原子钟的作用和技术地位不亚于，时间的精密同步和精准测量在高速信息时代更加关键。基于时间信号能够最终靠电波传递的特点，我们大家可以很好地利用国外先进的时号。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要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独立，必须建立自主的时间系统，发展自己的原子钟。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把原子钟的研究作为了自己的终身事业。

  1963年，王义遒开始了对原子钟的研究。正当他和伙伴们准备研究铷原子钟时，才发现用于铷原子钟研究需要的同位素原材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贸易限制下很难获得。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鉴于铯和铷在物理性能上很相似，他们决定尝试先用铯代替铷，研究铯原子钟。1965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翌年二月，这一成果获准参加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在北京、重庆等地展览4个月。

  1969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搬迁到陕西汉中办北大分校。1972年，当时负责科研的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要求王义遒继续研制原子钟，希望研制出能够批量生产、符合社会多方面需要的原子钟。经过不懈的努力，1976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这项高科技成果在我国几项国防科研试验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1978年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5年2月，王义遒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此后又担任北大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在担任教务长任期内，为了推动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王义遒和高教所所长汪永铨一起创办了内部刊物《高等教育论坛》，这本刊物就是如今的核心期刊《北大教育评论》的前身。他还鼓励学校各职能部门教师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积极提升服务水平。

  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期间，王义遒为北京大学的发展殚精竭虑。“科研要‘顶天立地’，做学问，哪怕是基础研究，既要瞄准学科前沿，也要瞄准国家的实际导向，这样才可以真正有用，否则的话就是纸上谈兵。”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自然科学处既要重视基础科学，还要注重与现实紧密结合，大力加强应用科学和新兴科学，注意发展边缘科学。

  在王义遒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规划并推动建设了交叉学科中心，建立了15个国家级重点或专业实验室和2个工程研究中心，对日后北大学科和科研格局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科学技术虽然持续不断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但基本都是在旧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有了牢固的基础，就能在百般变化中应付自如。基于这一认识，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义遒就针对北大毕业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结果使他意识到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具有宽厚扎实基础是最重要的。

  1988年，王义遒提出在教学中要加强基础通识的主张。在他看来，基础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基础”是自主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他提出了北大本科教育改革十六字方针，即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一方针在很久内都是北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管理上，王义遒一直注重优良学风的培育。他与同事研究提出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北大学风，希望北大人保持这种不求名、不求利的纯真和求真风气。

  从2000年退休卸任行政管理职务至今，王义遒20多年来仍然躬耕不辍，在学术研究和育人方面继续发光发热。

  作为我国星载原子钟技术管理组首席专家，他参与了我国北斗导航系统最关键设备之一星载原子钟的研制工作，担任军用时间频率专家组组长，带领小组建设军事时频体系。退休后，仍把服务国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业，他笑称这是“老来服役”。

  2019年，王义遒荣获由中国宇航学会计量与测试专业委员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中国天文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授时与时间专业委员会，四家单位联合推荐的全国时间频率领域终身成就奖。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王义遒在教育管理方面也颇有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意见》《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追求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等文章，在全国高教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他还出版过《谈学论教集》《文化素养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教育培训》《大学科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等著作。

  这些年，王义遒始终没有离开讲台，他尤其关注文化素质教育、大学文化精神研究，致力于讲述北大校史和光荣传统。2021年，89岁高龄的他还走上讲堂为北大学生主讲《北大首任校长的训词》。

  从1952年来到北大，王义遒在未名湖畔已经度过了七十余载。“国之所需，我之所愿”，从教70年来，王义遒始终坚信：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