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打领带“的场合，钟琼华穿着盘扣唐装，围着一条格子围巾，下身是西裤、黑皮鞋，靠在沙发上，点上香烟，吐出一口带着些许浙江乡音的烟圈，“你想问什么，我就说什么。”

  1998年，钟琼华在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试”）改制时被推进“海”里，带领着几百号人集体“再就业”。2013年，在他“掌舵”下的苏试，试验环境可靠性试验服务收入达到5982万元，毛利率在70%以上。

  钟琼华历数苏试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他从未想过放弃。他说：“在苏试遇到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我还坚持着，因为我身上肩负着使命。”

  上市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5年1月22日，这个中国最资深的力学环境实验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苏试终于完成了它的“成人礼”，成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随之，还带来个人财富的迅速增加，不过，钟琼华最关心的并不在于此。萦绕在他心头的是，苏试将如何成就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7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整个中国非常穷困。钟琼华大学毕业，苏州试验仪器总厂给他抛来了橄榄枝。去了苏试生产一线没多久，钟琼华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

  出生于浙江萧山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钟琼华，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优等生，高考恢复后，他以每科8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浙江大学精密机械专业录取。

  对于为何选择精密机械专业，钟琼华是这样概括的：“一种原因是父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志向。在中学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海鹰》，塑造的是一个造船工程师的形象，描述他殚精竭虑为国家制造鱼雷快艇的故事。做工程师的梦想，从当时开始了。”某一些程度上，这也许是钟琼华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6年4月，钟琼华到了设计科，第一个课题组的项目，是和“西军电”合作，研制数字化绘图仪。钟琼华改进了原设计的具体方案，他初露锋芒。

  1987年，在顺应改革的时代浪潮中，苏试厂也搞起了事业部制，成立了电动台部、机械台部、液压台部。钟琼华被调到机械台部搞产品设计，和陈贤标（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携手，负责CP-100冲击碰撞试验台的设计。从总体方案到零件设计再到生产试制，钟琼华花了一年多时间，把产品推向了市场。苏试厂给钟琼华记了一等功。

  是的，这一切都按照钟琼华设定好的人生轨道继续行走。1990年，钟琼华代表苏试厂和上海航天局合作，研制一比一的模拟运输试验台。在设计过程中，他发现航天局制定的标准有缺陷。1993年新标准中，航天局采用了他设计中的正确参数。事后，航天局发了两百元奖金给钟琼华，由于这是航天部的科研项目，标准上不方便有他的名字。即使如此，他也高兴了很久。

  钟琼华拥有一个工科生的执着，1993年，苏试汽车检测线新品开发落后于市场，他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彻夜奋战，研制出QJ-10B型线汽车检测线，并在当年年底投放到市场。

  1996年，在国企改制大潮中，许许多多习惯于传统大锅饭体制的大小国企，如苏试一般被毫不留情地推向市场。

  钟琼华是在苏试被一家厂托管后，成为苏试副厂长，主管技术，并作为后备领导干部培养，被派到了江苏省机械党校深造。

  此时，新厂长也走马上任。新厂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立即召开了厂务会，给每个副厂长布置了一项任务，用两周时间写一篇关于苏试厂情的调查报告。钟琼华在报告中写道：“苏试厂是靠技术吃饭的企业，苏试厂现在致命顽疾，是技术人员没有积极性，对技术不尊重。”

  而分析起原因，钟琼华觉得：“从反右开始延续至今，对知识分子都不够尊重，这是受大气候影响造成的。新产品投入不足，技术开发乏力，技术人员待遇太低，还有管理薄弱、人心涣散、弊端种种，积重难返。世界上所有生产振动台的企业，都是小企业，苏试厂的规模与市场定位却不相适应，振动台是个好产品，但900多人靠它吃饭，显然不堪重负，它不足以支撑这么大规模的企业。”

  这也是当时国有企业的通病。1997年4月，厂长减员增效。钟琼华制定方案：工厂900多名员工，只保留200人，其他人员大量分流，自找饭吃。但在真实的操作中，他们又不得不妥协，最后只分流了300多人。分流不彻底，钟琼华又开始动员全厂为全年900万产值而奋斗，可收效甚微，最终失败告终。

  钟琼华被苦恼情绪包围着，直到10月9日，盐城的一家公司，表示愿意和苏试汽车检测设备分厂合作，或整厂购买，或合资。不幸的是，钟琼华刚燃起的希望却因对方给价太低迅速破灭。那段日子，钟琼华经常和厂长面对面坐着，默默无语。工资也发不出。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对国有公司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公司进行改制。年底，钟琼华拿出了苏试厂改制方案——引进非公有制企业机制。

  1998年1月2日上午，钟琼华被“请”进了上级主管部门创元集团（原苏州市机械工业局）书记办公室，临危受命。6月13日，苏试召开了股东大会，正式公开宣布改制，组建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就这样，在振动台冲锋陷阵12年后，钟琼华走上了苏试厂董事长、厂长、党委书记的岗位。

  钟琼华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欠职工集资款107万，欠银行400万，欠客户300多万。汽车检测线多万元应收款，但只收到了十几万。

  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推到了“海”里，该怎么办？钟琼华的答案是，只有迅速学会游泳，才能“弄潮”。

  “机会来了，想证明下自己的能力，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等真的被推上前台，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压力之沉重。”钟琼华熄了烟、抿了口茶，娓娓道来。

  接手后的苏试走得并不顺。除了陈规陋习带来的内部麻烦之外，更有市场对苏试的考验。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瓦解、和平成为主流，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投资锐减，对于苏试这样的配套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之后，钟琼华更是整宿整宿的失眠，感觉快要崩溃了。

  1998年，国家加速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对军事工业加大科研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为现代化武器装备研发提供基础手段的需求增加，钟琼华因祸得福。

  另一方面，汽车工业快速地发展也给了苏试很多机会。钟琼华对《价值线》记者做科普：“振动试验还牵扯到电子、汽车、通信等新兴起的产业，所有的电子科技类产品都涉及这方面的试验要求。我们行业的学名叫产品环境工程，涉及物理学中的时空概念，物体不可能孤立存在。人生活在环境中，机电产品也同样生活在环境中，环境必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研发飞机的过程中，要在地面做一系列模拟试验，所有零部件必须有抗震设计，这样一来，振动台的需求就上去了。振动试验是可靠性试验。”

  1999年，苏试脱离了险境。钟琼华花了2000元“巨资”买了一台仪器，开发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开关式功率放大器，为苏试生产大台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前的振动台采用的是线性功率放大器，效率只有50％，而放大器的效率能达到90％以上，并且稳定、可靠。2000年，苏试开始盈利。当年，苏州市委书记问钟琼华：苏试厂怎么分红？他回答：利润的百分之十几用于分红，其余的留下用于发展。

  “在中国，振动台开始都是为军工服务的，市场范围狭小，2011年才达到3至4亿的市场销售量，国内企业销量占了半壁江山。中低端自给自足，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和世界领先水平比，还有十几年的差距，技术开发能力相对薄弱。” 吃不饱、饿不死，显然不是钟琼华对自己的期待。

  “我希望苏试能做到行业第一，像联想那样‘产业报国’，但我没有公开表达过，我是那种先做后说的人。”读的是机械系，钟琼华注定有着更为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带领苏试向前的动力，则或许和年少时攻克复杂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一样，享受不断解决难题获得成功的乐趣。

  钟琼华岳父的一个朋友，在钟琼华来问他借股金的时候说：“我相信你的能力、品行，钱我借给你，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何需要去救苏试厂呢？难道不可以自立门户开创另一片新天地吗？”

  “当时我答应了厂长的啊。”钟琼华笑了笑，轻描淡写地对《价值线》记者说。答案，多年未变。

  改制时，苏试的很多技术骨干都走了，钟琼华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动员员工“回头”入股。副厂长陈晨1982年2月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毕业后来到苏试，任技术副厂长，在改制时毫不犹豫地离开。后来，钟琼华成功把她动员了回来。

  在钟琼华掌舵的10多年，苏试被重新注入一种文化，他让实验设备这个“冰冷”的行业开始焕发热情。为了让新员工有参与感，苏试规定：老员工退休后股份不能带走，由企业买下来，转卖给新来的优秀员工。

  哪怕是在最缺钱的1999年，有一个退休职工家中发生意外火灾，钟琼华也带头捐款，还以苏试名义另外募集了6000多块钱。

  “钟厂长待人友善、诚实、亲和力强，做事比较本分、踏实，说话算话，办事可靠。”这是苏试员工们对他的评价。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即便是犯下严重的错，钟琼华也从未让员工难堪。

  女儿沿袭了父亲身上的很多特质。钟琼华并不避谈自己的女儿。女儿目前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已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了，这是钟琼华所期望的吗？“我女儿放弃了很多更好的机会，但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要根据孩子自己的个性状况来谋求发展。”(文章来自：《价值线》)